艾滋病人：实名制把我们逼向墙角

实名制的“伤害”

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规定，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检测机构应当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

“国家可能是出于好意，希望通过实名制检测对感染者进行有效控制。但是站在感染者的角度，实名制却涉及隐私保护的问题。”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感染者小均(化名)感到很无奈。

他认为，对感染者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地方的保密觉悟不高，有可能在检验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通知感染者家属，导致事情扩散，不仅给其家人造成恐慌，也使感染者的生活与生存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他本人身上。在第一次检测过程中，小均给西北老家的医院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住址、电话等真实信息。然而，当确诊为阳性之后，他还在住院，医院却在第一时间将检测结果告诉了他的姐夫。

“我姐夫是知识分子，方方面面都考虑了以后，他没有把情况告诉我，也没有告诉家里其他人，否则我可能当时就不能呆在家里了。”

提起往昔，小均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好，但是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离开家乡。

经济压力是小均决定离家的原因之一。为了赶上省城医院每周三给感染者提供的免费检查，他每周五都要坐火车去省城。这样一来，虽然检测是免费，但是住宾馆、吃饭每次也要花费近千元钱。虽然，很多亲戚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也资助他，但他不希望给家人增加更多的负担。

经济的压力还在其次。小均始终觉得，一旦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不光自己以后的日子难堪，父母也会跟着抬不起头。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让他单枪匹马来到北京，一边治疗，一边赚医疗费。

经过两年多治疗，小均的CD4已经恢复到了500，他的生命不再时刻遭受因为免疫力下降而带来的威胁。

CD4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的免疫性细胞，感染者因为艾滋病病毒(HIV)攻击CD4细胞，使免疫系统严重破坏，从而影响感染者的生命质量与寿命。正常人的CD4细胞值在500～800之间，免疫功能强的人，CD4细胞量甚至可以上千。

小均非常感谢北京佑安医院给予他的治疗，这里的医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正因如此，走出死亡地带的小均一出院，便在佑安医院做了一名志愿者，凭着自己的经验，帮助新感染者克服各种心理障碍。

2011年春季，经过两年多的志愿服务，小均暂时告别了志愿服务工作，找到了一份和普通人一样的工作。

与小均相比，小光(化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就曾经深受实名制之害。面对记者，他痛苦地倾诉着自己永远不想再度回忆的往事。

与小均一样，他也在检测登记中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然而在检测结果出来后，当地省级疾控部门没有直接把检测结果首先告诉他本人，而是把检测结果告诉了乡疾控部门，然后乡疾控部门又告知了街道办事处。

“他们还到我家进行家访，甚至认为我吸毒——莫名其妙地给我加了一个特别黑暗的光圈。因为要保护自己，我把事业单位的工作辞了，离乡背井只身来到北京。”小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实名制给他带来切切实实的伤害，小光认为，如果一开始没有做好保密等善后工作，突然之间就实行实名制检测，可能会把来检测的人吓跑。他希望以后的检测者不要像他一样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