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的“家庭账”与“国家账”

我国是全球慢性病患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08年，我国已有2.7亿名慢性病患者，并且每年新增1600万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我国每年有643万人死于慢性疾病，占每年死亡人数的80%。

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一位专家说：“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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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账本

慢性病就像吞钱的老虎机

总费用：过万元/月

直接成本：2430元/月。包括药费1600元，其中母亲1200元、父亲400元(这部分医保承担);营养费330元;保姆费500元。

间接成本：女儿辞去工作，每月收入减少近万元。

——安徽省某个家庭的慢性病治疗账本

35岁的孙红英，对“有什么别有病”有着深刻的体会。她来自安徽省一座靠近长江边的县城，独生女，1997年大学毕业，2001年远嫁温州，曾是浙江省温州市一所学校的计算机老师，月收入近万元。

孙红英的父母亲是普通职工，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父母亲工资加在一起约4000元，当地生活费用不算贵，每月花在吃饭上不超过900元，再加上水、电、通讯费用，一个月1000元左右基本够了。而看病的费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

然而，这一切在2002年改变了。54岁的父亲一只眼睛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逐渐模糊，偶尔头痛，在县医院没有查出病因，在省城的医院被诊断为脑部肿瘤。为确诊是良性还是恶性，一家人又辗转到了上海，最后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确诊为脑膜瘤，良性。

“治疗的直接花费前后用了不到 5万元，回来后报销了3.9万元，相当于自己花了1万多元。”孙红英说，“但是间接经济成本很大，父亲在上海住院期间，我们母女二人住在宾馆里2个月，吃、住、交通费用，加上其他各种花费，最后花了约10万元。”

手术很成功，但孙红英的父亲因脑膜瘤留下了后遗症，主要是不定期发作的癫痫和记忆能力减退。之后，其又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从上海回到安徽后，孙红英的父亲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工资一下少了600多元。为照顾父亲，孙红英的母亲也办理了退休手续。

2005年，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母亲突然晕倒，被诊断为脑卒中。

孙红英从温州赶回安徽，将母亲带到合肥治疗，还将需要照顾的父亲带在身边。当时，孙红英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住宿费158元一天。孙红英还请了2个护工，分别照顾两位老人，一个月光请护工就花了4800元。 这场病后，母亲的语言和记忆能力都出现问题，说话不太利索，常常记不住事情。

这一年，孙红英作出辞职的决定。“我算了一笔账，在温州请懂点家庭护理的保姆，一个月最低要2800元，如果给父母租住一居室的房子，一个月需要1500元~2000元。温州消费较高，带父母到温州养老，每个月花费超过6000元，而在安徽老家，这笔费用可以省掉。”孙红英说。

此外，老人在安徽可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特殊慢病报销政策，一年看病费用超过800元，由医保承担70%，自己只需付30%，如果看病转到温州这边，将不能享受这一政策。

在父母生病之后，孙红英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无限期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其次要在温州和安徽之间往返，每年都要在安徽老家呆2个月以上，照顾和陪伴患病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