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苏泊尔“问题锅”复活是国标的“错”

NBD：国标的制定，该如何进行?

吴景明：我的看法与邱律师大致相同，标准的制定离不开行业人士，但是他们只能提供技术和数据上的参考，最关键还是要有利益第三方的介入，就像立法一样，比如我们国家要制定一个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肯定不会只由知识产权方面的人士商量商量法律就出来了，而是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这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公正的第三方。只要第三方具备基本的知识和判断，行业人士在提供相关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由第三方综合消费者和企业的观点表决通过，这样制定出的国标才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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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国标有待完善

NBD：现在很多行业在制定国标。

邱宝昌：我国目前执行的标准法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制定的，距离现在已经几十年了，确实有很多标准需要修改。其实任何一个标准存在都有道理，但目前有些标准具体负责制定的部分、修改时间、出台背景各不相同，有些还布满着利益博弈、观念冲突，让生产企业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目前我国共有几万个标准，但当时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及论证，费用较高，而国家对此补助有限，不少花费往往是企业赞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掺杂了企业的“意志”，因此有些企业就成了低标准的受益者。

吴景明：确实有很多标准都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我们进行修改，比如上海曾经出现瘦肉精中毒事件，而国家检验人员检测后发现，猪肉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猪肉标准是上世纪50年代的标准，那个年代根本不存在瘦肉精，检测自然也不会包含这一项。

此外，我们国家很多标准是相互冲突或者相互矛盾的，这也需要我们国家加紧制定新国标，符合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诉求，但是这不能成为国标下降的理由。我们搞法律的人常说，好的制度能够使得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则能够使好人变成坏人，如果新国标在倒退，这甚至比三鹿向牛奶中加三聚氰胺更加可怕。因为个别企业做了坏事，我们有法律，有规则去惩治它，而现在企业做了坏事，反而制度却保护它。

站在企业层面看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企业如果缺乏由于达标而带来的技术进步压力，也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利益，不利于走向国际市场。

结束语：由国标制定，联系到消费者权益，由消费者权益便可上升至拉动消费和扩大内需。缘何居民消费热情不旺?钱袋子固然是客观因素，但产品质量和安全也是使消费者放心消费、敢于消费的重要一环。而国标便是杠杆，大企业借势绑架国标，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绝不可取。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不但要维持公平公正，而且制定者更要明白：合理国标是打开数以万亿计消费市场的一把钥匙。谢谢两位专家。

对话嘉宾介绍:

邱宝昌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

吴景明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