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解读：“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了吗？

人口政策调整须谨慎稳妥;在人口生育率、经济增长率、环境承载力中间把握平衡

在日本四国德岛县三好市的“人偶村落”，年迈老人和用稻草人扎成的人偶一起生活。日本的老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减速与低生育率密切相关。那么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

“人口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来源于两类因素，劳动力规模的不断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前者主要取决于人口的总量与结构，后者也受人口结构影响，比如老龄化社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阳说。

“60年代的中国，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这对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翟振武说。“当时，不仅中国人口出生率高，全世界普遍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发展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使过快的人口增长降下来。”

“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利环境。”翟振武认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无论是收紧还是放开，都要综合考虑人口生育率、经济增长率、环境承载力等三方面的压力，其中的一些变量还会有迟滞效果或者持续影响。比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本身就会挤压生育率，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降低生育率，而低生育惯性比高生育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以应对。“所以在三者间把握平衡并非易事，政策调整需要谨慎稳妥、逐步探索。”翟振武说。

“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的1.8的水平，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单独两孩’的过渡期功能实现后，在‘十三五’早期走向‘全面两孩’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育率水平。”翟振武说。

刘爽认为，目前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生育危机”。 “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这是一个调整方向，政策平稳、渐进、可控，可以更好地实现出生人口错峰。”刘爽说。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有水认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与“单独两孩”只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同，推行“全面两孩”还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出修订。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放开‘单独两孩’，就是增加了一项生育‘两孩’的条件，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不冲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就行了。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表述相矛盾，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审议修订。”吴有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