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生超适应证事件凸显医药监管漏洞

强生应否担责

在谈及强生公司的法律责任时，林波律师表示，强生如果在中国真有药品管理部门的批准，这就是它最大的护身符。消费者只能先要求药品管理机构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药品管理部门公开批准的依据、资料，如不同意公开则可提起行政诉讼。

林波律师表示，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设公益诉讼制度，草案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修正案颁布之后，此类现状有望改善。

王才亮律师也认为，如果消费者使用了已经通过审批的维思通造成不良反应，强生也应承担责任。

为什么一样的商业推广，在国外是性质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会受到如此之重的追责，但在国内却安然无恙?

广东至信忠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亚民律师对此认为：首先，政府在履行维护市场秩序职责之前，必须退出市场，与自身的经济利益脱钩，保障在立法、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上完全出于公心，这是公正执法的前提;其次，政府的执法行为必须受到社会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利就很可能被滥用;再次，政府有责任保障受害人的法律救济管道畅通，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加大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从而使公众有安全感。

陈玉文教授也对《法人》记者指出，制药企业本身是市场主体，自身发展对资本的依赖远远高于一般产业，具有趋利性是必然的。但这一产业的产品又具有公益性质，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监管力度，从外部规制制药产业，使其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

“强生应该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对超适应证推广维思通的患者作出合理、适当的赔偿，才是一家500强企业的应有之举。”林波律师对《法人》记者表示。

同时他也从监管的角度指出，对于药品的评审与监督，一方面应加强力度，另一方面更应该增加透明度，让社会公众和媒体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了解其执法过程。对于此类行为的规范，需要在监管和立法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最好能在立法上赋予公民集团诉讼的权利，以更好的维护权益，可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模式。”林波律师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