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胶囊案”将推动行政监管的法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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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害事件：“公益诉讼”要跟进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 岳

由“毒胶囊”事件引发的震荡已席卷了整个制药行业，而政府监督不力是民众对毒胶囊事件提出的最大质疑。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是否只有靠政府才能保证食品、药品的安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药品生产企业很少，药品的种类也少，政府监督是有效监管模式。而目前，我国已经有了4000多家药厂，政府的监管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有人认为，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关键是完善监督机制和处罚机制。但是，企业最了解自己产品的安全信息和质量情况，政府监管的信息来源也都是企业的上报资料，因此监管很难实现无漏洞、无死角。那么是不是政策设计出了问题呢，制药企业怎么会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如此“麻木”，甚至与监管机构玩起了“警察抓小偷”游戏?

目前，我国的药品多为政府定价，当各生产企业的同种药品被确定了统一零售价时，如果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控机制，企业在天花板价格(零售价)不可撼动的情况下，为了迎合市场要求，不得不预留渠道费用，而挤压自己的生产成本，这样就会出现“劣药驱逐良药”的现象。同时，买方也会受到利益影响，质量好的药品往往并不受到市场的青睐。可见，在目前的医药市场中，价格规律和竞争规律几乎是失灵的，在这样的市场中只能依靠政府监管来保证药品质量。

一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官员介绍美国的管理经验时说，在美国一旦有企业的药品质量出现问题，等待它的将是患者的“集团诉讼”、“天价赔偿”，甚至是破产，而政府对此是不负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管理比较经济、高效的方式是更多地发挥社会自身管理的作用，塑造“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

距“毒胶囊”事发已有近两个月，但法律层面的民事责任追究迟迟没有跟进。全国首例状告毒胶囊药厂案的代理律师向媒体表示，从目前来看，这个案子民事诉讼立案的可能性甚小。在这样大型药品安全事件中，真正的受害人却被忽略，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不了了之。回顾事件的处理过程可以发现，就是公众指责政府，政府处罚企业，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不应有的中介作用。

早在2002年，“公益诉讼”就已经写入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草案》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谓公益诉讼，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进行纠正和制裁的诉讼活动。既然有了相关法律，政府就应该支持受害者直接起诉肇事企业，从而获得企业的赔偿。这样对企业是一种惩戒，对受害者也是合理的补偿。

因此，政府在从“毒胶囊”事件中反思自己监管不力的同时，也该想想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果能够利用法律武器，将“公益诉讼”真正执行，一下子就可以建立起一支13亿人的监督队伍，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