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残数据PK雷人指数 背后的利益链曝光

“数据”“指数”背后有利益

既然频频招来质疑和批判，为何一些机构和学者仍然乐此不疲地进行指数发布?专家指出，这些指数的背后存在利益的考量。周清杰表示，当代人重视信息的价值，指数发布如果做得好，就会成为发布机构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对于商业性机构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好的经济效益。

“学术界也存在一种浮躁的风气，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标新立异地制造一些指数。不管研究是否客观、准确，只要结果发布出来了，吸引了眼球，有了社会影响，就是有了成绩和效益。”谢太峰分析道，“有的媒体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指数发布者制造噱头想出名，媒体天生喜爱追逐热点，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一些‘雷人’的指数和研究报告被广为传播，这和娱乐圈的炒作没什么两样。”

收取项目经费和企业赞助也是一些指数发布机构的生财之道。“那些接受资助的研究，很多都是先有了结论再找数据去证明，表达的是对资助方有利的观点，谁出钱就替谁说话。像房产商赞助的研究，得出的数据肯定是房价不高。这样的指数发布出来混淆视听，社会影响很坏。” 谢太峰说。

指数发布应采取硬约束

“我们看到的一些指数在指标设计和抽样上做得不科学，这与研究者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我国擅长统计分析的人才不多，而各种指数和调研报告却满天飞，很多是由根本不懂统计原理的人去做的。”张翼说，在欧美发达国家，指数制作是由专业机构和具有统计资质的人去完成的，做出来的数据准确性和公信力都比较高。我国目前对于数据发布没有官方标准，学术共同体也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会出现滥发、乱发指数的现象。

周清杰认为，指数发布的成熟和科学化需要多方努力，包括发布机构的运作更加规范，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媒体更加理性，真正有自己的判断，不跟风、不炒作、不曲解;政府加大官方相关数据发布的范围，提升公信力。他还建议对指数发布采取一些“硬约束”，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相关指数的发布;建立、健全相关行业协会和执业资格制度，提高行业门槛等。

链接

近期引发争议的数据指数

●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显示，去年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

●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比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0.4644)大幅提高。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国为65%，英国为70%，日本为60%);中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9.1万亿美元，比美国家庭总净资产(57.1万亿美元)高出21%。

●中国科学院管理所完成的《世界与中国城市化之路》报告称，北京、上海、天津的和谐指数位居全国前三名，其中北京的和谐指数最高，为0.79，被称为“和谐城市”和“宜居”城市。

●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感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