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吓与偏见:罪恶的“遮羞布”
在江西南昌县,留守女童小万(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却长久沉默。
直到小万的父母过年回家,发现孩子精神异常,又看到小万手机里多次出现骚扰电话,才惊觉悲剧。
沉默,是不少受害儿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态。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吓与胁迫。
据小万姑姑讲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铐将小万铐起来,并迫使她写下了自愿书、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员姓名。小万被罪犯恐吓,如果说出此事,就将其杀害,再杀掉其家人,因此始终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环境的偏见。
在湖南攸县猥亵案中,举报者小雨和家长一同前往受害同学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况,希望能联手举报。随后,小琴母亲却勒令女儿不可声张,称小雨“思想龌龊”,不许女儿再与其交往。
小琴母亲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社会偏见。几年前,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13岁的留守女童晓雪(化名)遭遇至少10名中老年人性侵。晓雪的父亲报警后,多人获刑。
此后,据媒体反映,晓雪一家却遭到了整个村庄的孤立,关于晓雪的风言风语,让幼小的她饱受歧视与排挤。
社会偏见造成的二次伤害,既隐形又压抑,让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诉诸法律后,却不得不“负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为了孩子的过错。”曾接触过十余起儿童性侵案的律师李莹说,社会舆论对受害儿童的“污名化”,给孩子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精神伤害。
李莹曾接手了轰动社会的百色助学网创始人王杰性侵贫困女生的案例。其间,起诉的女孩被认为给家里丢人了,甚至被要求“滚出去”。
“为什么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因为传统舆论会谴责她们,舆论也许会把报警、起诉的人淹死。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李莹说。
女童被性侵 民事赔偿仅获1098元?——儿童性侵现状调查报告(下)
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家庭的悲剧,还是社会的警钟。它的背后,是儿童防性侵教育的“留白”、家庭学校监管的“失守”、法律体系的盲点以及心理救助机制的缺位。
公开曝光的案例,不少是机会犯罪。如果具备完善的“安全网”,或可有效减少悲剧的发生。
然而,一环环保护链条的断裂,却让孩子暴露于“魔掌”之下。
儿童防性侵教育,究竟留有多少空白?
“背心、裤衩和裙子覆盖的地方,就是隐私部位”“不保守坏人的秘密”……费云霞念着生动的口诀,向台下的学生们比划着。
在讲到“隐私部位”时,很多孩子都低下了头。课堂略显安静,需要她一步步引导。但课后,许多孩子却给她写来了感谢信。
这里是湖南溆浦县高桥村合田学校。90后女教师费云霞并不在这里任教,此刻,她的身份是一名“女童保护”志愿者,也是一名儿童反性侵讲师。
2015年至今,费云霞已在湖南的四所学校讲授反性侵课程,已向两千多名儿童普及相关知识。
2014年湖南省教育统计公报显示,全省共有初中在校生220余万名,普通小学在校生超过473万名。面对这一庞大的数据,费云霞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
“女童保护”发起人之一孙雪梅介绍,目前我国缺少自上而下的儿童防性侵教育权威教案和标准,使得一些地方在试图落实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下发的相关文件时,无从着力。
2015年,“女童保护”对多个省份的4719名学生进行随机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四成儿童对隐私部位概念认识不清,仅44%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
家庭教育同样缺位。在363名受访小学生家长中,有近四成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预防性侵害的知识。而家长不支持学校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原因主要包括:没到时候、怕教坏孩子、不应该公开谈论“性”。
防性侵教育“留白”,暗藏风险——
当面对“如果有陌生人摸你,让你感觉不舒服或者不愿意,你会怎么办?”的问题时,9%的学生很害怕但不敢说,3%的学生选择忍忍就好了。还有40%的学生选择了“大声呼喊”。
“不敢说”和“忍忍就好”会无意中纵容罪恶,而“大声呼喊”可能酿成悲剧。国内外防性侵专家都强调,如果性侵发生在密闭偏僻场所,儿童大声呼喊,可能导致犯罪者起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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