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拟规定医患双向签字不送“红包”引争议

解决医生劳务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问题，必须靠政策解决。比如现在医药分开，增设医事服务费就是往这方面走的一步。“医生不是不能谈钱，关键是要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劳动合法、公正、体面地取得应有的报酬和地位。”

有人担心自己不送红包就可能得不到好的服务?贾继东说，主要是因为医患间缺乏信任。医院的运营体制存在问题，非营利性医院客观上存在趋利性，医院自身的运营、发展全靠自己去挣钱。而医院自己挣钱的来源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卖药和检查费用，因此过渡用药和检查一定程度上存在。目前，医药分开的改革就是要革除这一痼疾。

有医生说：“现在是不拿‘红包’的都很清贫，拿‘红包’的活得反而很滋润，这样下去很可怕。”贾继东认为，在当前这个体制下，医术越高超，医德越高尚，挣钱越少的问题确实存在。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说，患者找不到好的医生，或者做一个手术要等很久，因此送“红包”成了解决稀缺资源的手段。尽管“红包”确实起到了补偿医生收入的作用，但医生待遇问题不应该通过“红包”来解决。

桌上协议与桌下改革并举，杜绝“红包”或可期

多位专家表示，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医生不收“红包”，有更高的合法收入，拿“红包”的医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强磊等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医务人员收红包，相当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触犯了刑法，是犯罪行为;送红包也是行贿行为;如果有医务人员表现出“不给红包就不好好手术”的态度，就是罪上加罪，变成“索贿”。

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医生因为收受“红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即便被查处，也至多是做违纪处理。许多地方出台了规定，一旦发现医生收受红包将予以开除，但业内人士表示，收“红包”较多的基本都是医院业务骨干，医院怎么可能开除这些人呢?所以很多“禁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贾继东、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医师郑胡镛等认为，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约束力，行之有效的是严格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在欧美等法律体系发达的国家，医生和律师、教师等都是高社会责任的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监督体系非常敏锐，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严格处罚，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郑胡镛认为，调整现行的医生收入体系，正确评价医生的劳动价值是解决医生“收红包”和根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的关键所在。贾继东等医务人员认为，政府在进行制度安排时，必须充分考虑医生的收入，保证医生在接诊某个具体病人时，在具体的医疗行为时，不一味地想自己的收入。这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贾继东、刘国恩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还是需要解决医疗供给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要想办法开放医疗市场，解放医生，为其提供有效的平台，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加大医疗服务供给量。

还有专家指出，除了医疗系统内部的改革外，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