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焱推着朵朵到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参加庭审。(受访者供图)

朵朵患病之前。(受访者供图)

红花岗区试验幼儿园每个班级门口都摆放着小黑板,班主任把幼儿园的重要通知写在上面,提醒家长注意。(受访者供图)

朵朵一家等待着法院开庭。(受访者供图)
“你懂都不懂疫苗,还好意思跟我讨论什么是‘告知’,什么是‘通知’?简直是在狡辩!”面对原告吴焱的质问,作为被告方贵州遵义市中医院的代理律师双手合十,说了一句“我回去学习”匆匆离去。
10月18日,2011年4岁女童朵朵因疫苗致残案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首次开庭。朵朵的父亲吴焱作为法定代表人,起诉遵义市中医院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接种前,没有履行知情告知的法定义务,起诉红花岗区实验幼儿园在没有监护人委托情况下带朵朵接种疫苗。
2011年10月18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实验幼儿园为4岁的朵朵补种了流脑A+C疫苗。11天后,她患上了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辗转各地医治,仍留下截瘫的后遗症。
噩梦的开始:4岁女儿“突发”疾病
矫形鞋、助行器、电动蹬车,这些原本堆满朵朵家的复健用具曾背负着巨大的期望,如今全部都被收起来了。唯有那张吴焱专门从北京买回来的站立床,因为体型太大仍然放在阳台,但已被用作杂物架。
朵朵的病情属于完全性的脊髓损伤,所有治疗措施都不起效果,康复无望。
朵朵的噩梦始于2011年10月29日。那一天,4岁的朵朵告诉父亲吴焱自己脚痛,站不起来了。朵朵身体向来很好,平时很少生病,这突如其来的疼痛显然不是个好信号。
吴焱立刻带朵朵到医院检查。化脓性扁桃体炎、腰部有紧促感,吴焱一家还没来得及把检查结果弄懂,朵朵便突发急性横惯性脊髓炎。医生告诉吴焱,急性横惯性脊髓炎可能导致下肢体瘫痪、神经传导障碍、尿便障碍等。
仅仅一天的时间,剧变撞上了朵朵,撞上了吴焱一家,谁也没有准备好。
朵朵在遵义本地医院的治疗不见效果,吴焱又把她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采用激素冲击等方法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
吴焱带着朵朵到北京博爱医院求医。此时,距离朵朵病发已经3个多月。吴焱一家在北京博爱医院的康复病房里度过了2012年的春节。
新的一年,没有给吴焱一家带来新的希望。北京博爱医院这家隶属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拥有全国一流儿童康复科室的医疗机构也没能给朵朵送来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医生告诉吴焱,朵朵的情况已经是最坏的,在医院治疗也难以再起效果,建议吴焱带着朵朵回家康复。
治疗无望,“回家”二字也让吴焱感到为难。为给朵朵治病,吴焱早已经把房子卖掉,回去只能租房子。
“爸爸,为什么班上的同学都喊我残疾人”
再次回到遵义,朵朵身体自肚脐以下的部分已经无法运动,并渐渐失去知觉,连大小便也难以感知。
吴焱这位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父亲变得有点疯狂。打神经营养针、针灸等一切可能对朵朵康复有效果的方法他都用上了,“每种方法都用尽,直到朵朵身体可承受的极限”。这些努力最终都如石沉大海。
离开北京前,医生建议吴焱让朵朵坐轮椅,吴焱对此十分排斥。在他看来,朵朵一旦坐上了轮椅,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
朵朵在长大,吴焱在变老。吴焱在年龄面前不得不低头妥协,他需要一把轮椅代替自己的背,带朵朵走完她的人生路。
随着对朵朵病情的了解加深,康复治疗尝试的失败,对于朵朵询问自己的康复日期,吴焱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一年后、两年后、会好起来的……
“我不能再给她希望,这会让未来的她无法面对。”朵朵总有一天要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走路,吴焱担心当希望的泡沫在现实前破灭,朵朵能不能承受得住。
因此,吴焱开始给朵朵灌输“其实不能走路也没什么”的观念,他是在为朵朵那看不见的未来铺路。只要能坚强活下去,就比什么都好。
吴焱考虑把朵朵重新送进学校,让她过上和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
吴焱到处去找幼儿园,一旦他告知园方朵朵的情况,园方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在园方看来,让一个身患重症且残疾的孩子入学,意味着把巨大的麻烦和责任揽在身上。
吴焱屡屡碰壁。
他既愤懑又不解,为什么朵朵已经如此不幸了,社会还要抛弃她。
2013年3月,吴焱找到了一家新开的幼儿园,在事前隐瞒事后解释的情况终于让朵朵顺利入学。同年9月,朵朵升学读一年级。
随着年岁的增长,朵朵逐渐懂事,并开始察觉身边异样的目光。
“爸爸,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着我?”“爸爸,我是不是正常的?”每次放学回来,朵朵都会问一些让吴焱感到心酸的问题。
有次,朵朵径直问吴焱:“爸爸,为什么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喊我残疾人?”未等吴焱回答,朵朵又自言自语:“我不是残疾人,只有不会好的人才叫残疾人,我会好起来的。”
可是早在2012年6月,吴焱已经从区残联为朵朵领回了一本残疾证,伤残等级鉴定为最高级一级。吴焱至今没有勇气把这本残疾证交给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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