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冷静
当冷静理智的声音被尖叫冲动所盖过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好的决定？迈克尔.邦德停下来思考了这个问题。
你正在机场准备上飞机，忽然发现你忘了买旅行保险。你的航空公司让你选择：一个险种只保恐怖袭击致死，另一个险种费用更便宜但保所有原因的死亡。你选哪一种？
听起来都不用动脑筋：便宜的选项能保恐怖袭击和其他所有风险，所以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时，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选择更贵而只保恐怖袭击的险种，而不是便宜的全保。仅仅是恐怖袭击的暗示就对人做决定有如此的扭曲效果，使他们做出很糟糕的决定（《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7卷, 第35页）。恐慌对人类行为的这种过强影响强烈地表现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后。在之后的12个月里，许多美国人选择开车而避开坐飞机。结果，那一年因公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上升了1600人，是死于劫机案的人数的6倍。为了避免潜在的可怕命运，他们“从煎锅中跳到了火中”，德国柏林的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戈德.吉仁泽收集了这些数据。（《风险分析》第26卷, 第347页）
其他研究显示，当我们权衡事情的风险和收益，比如检查癌症，注射疫苗，以及判断其他从核能到气候变化的任何事情的风险时，我们都会做出坏的决定。
甚至那些对风险平衡很了解的人在事到临头时也会出错。在宾州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决策的乔治.洛温斯坦回忆到，911后他的一个经济学同事，一个他一直认为是“理性模范”的人，选择了开车而不是坐飞机去长途参加一个会议。“人们通常不会仔细考虑一个长期策略来对待风险，而是进入恐慌模式，并由此采取行动，这往往在实际上加剧了他们所担忧的问题。”
但我们为什么会在风险下做出坏的决策呢？研究者纪录我们对风险的糟糕反应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最近才开始想法改进。关键在于我们的情绪反应。当我们处于痛苦或其他强烈情绪时，我们好像无法严肃地权衡各个选项。相反，我们常常跟着感觉走。然而，只要我们准备好认识这种行为，我们就应该能够改变它。
要想改进危险情境下的决策， 我们首先要理解在这些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如此做和想。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把人对不确定的反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知和分析型，即理性地权衡各种可能性和结果。另一类是直觉型，它快速、不知不觉、基于感觉和情绪。“决策研究所”是一家位于俄勒冈州尤金市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工作是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其中的风险，研究所的保尔.斯洛维奇认为，情绪驱动的决策也许曾是在人类进化时最适合的决策，而且依然是我们的直觉反应。直觉在很多种判断中都很重要，尤其在决定谁能信任和接触，以及在复杂的或霎那间发生的情况时（《新科学家》2007年5月5日，第35页）。但在有些情况－－尤其是有恐惧、疼痛、或其他强烈情绪时－－直觉系统则使我们偏离最佳决策。
一个经典例子是“可怖风险”－－概率小但后果严重的事件。恐怖分子袭击就是一例，癌症威胁是另一例。正如911之后，被生动的袭击画面占据脑海的人们用直觉和恐慌驱动的判断决定如何出游一样，那些目睹亲友在癌症种煎熬或病死的人，有可能强烈地高估他们自己的得病可能。他们甚至会接受侵入性的－－可能也是有害的－－诊断测试。
在“决策研究所”研究健康和金融方面决策的艾伦.彼得斯认为，癌症带来的负面感觉能够强到这样的地步：即使将更现实的、基于概率和统计的风险评估告诉这些得出情绪性结论的人，也对他们的判断几乎没有影响，除非他们对概率有很深的理解。吉仁泽说“健康受情绪、焦虑和对你医生的信任驱使。几乎没人想看证据，就像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坐飞机比开车安全得多一样。”根据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迈克尔.西瓦克和迈克尔.福兰那根所做的研究，同样一段典型的美国国内航线（大约1157公里），开车比坐飞机危险65倍。911事件要每月发生一次才能使飞行和开车一样危险（《美国科学家》第91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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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遇到统计或概率时停下来想一想：‘这里人的视角是什么，我怎样领会它’ 而不要仅仅把数字当数字，停下来好好想想。试着重新体会数字”保尔.斯洛维奇，决策研究，尤金市，俄勒冈州。
“如果你想做一个良好公民，想在思索之后对某个容易造成意见分裂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全球变暖或枪支控制——那么，你就需要找个博学的人，一个跟你总体文化背景相同、但不同意你观点的人。你将会仔细倾听他的观点，这样就能消除我们的一个天然倾向，即倾向于把不同文化背景者的反对意见斥为不可靠和有偏见”丹.卡汉，耶鲁法学院。
按理说，按情绪行动无可厚非。如果飞机使你十分痛苦，你也不能减轻这些难受感觉，那为什么坐飞机呢？洛温斯坦这样说道。此外，人们对新的、不熟悉的风险反应更强烈－－ 这对于严重性未知的风险是一种合理的反应。
恐慌对日常决策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别人提醒你死亡不可避免时的戏剧性效果。紧跟着被提醒死亡之后，人们会以一种认知的过劳来努力压制这种想法。这需要脑力的努力，还会扭曲对其他事情的思考。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心理学家詹米.安德发现，在阅读和癌症相关文字后感觉威胁的人，更不可能自我检查乳腺癌或睾丸癌（《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92卷，第12页）。他建议保健当局在鼓励人参加体检时避免直接提及死亡：“一点点恐惧是好事。我们会对异常更加注意。但太多的恐惧会激发回避反应。这很微妙。”
恐惧和其他强烈情感的危害，是它们改变了我们对风险和效益的判断和考虑。他们能阻碍其他能得到更实际结论的精神活动。但情感并不是仅有的导致错误风险决策的因素。记忆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尤其是我们回忆图形图像的能力。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易得性规则”：你越容易回忆或想象的事件，你越认为它会发生。这主要是由情感驱动的，所以情绪化的记忆或生动的情景最容易被回忆起来。我们所以高估自身死于飞机失事、鲨鱼攻击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一个主要原因是图片式的媒体报导使这种事件很容易刻画。我们还会低估死于疾病的可能性，因为对这类死亡的报道通常只提及统计数字而非震撼人心的画面。
有人认为媒体集中报导震撼可怖的新闻激发了我们决策中直觉、非思维的一面，这也是许多误判的根源。“我们还无法足够理性地面对媒体，”伦敦商学院决策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之一纳西姆.尼古拉斯.塔里布说。要说明这点只要看看对恐怖袭击风险和遭雷击风险的巨大观念差异，而实际上自从有记录以来它们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是一样的。
要看媒体的图像报导如何扭曲我们对真实事件的认知，一个好的例子是英国朴兹茅斯大学詹姆斯.奥斯特和同事的发现：那些大量接触新闻报导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人，更容易回忆起他们从未目击过的袭击的细节，比如当时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爆炸的巴士是否在移动。（《记忆》卷16，76页）
媒体对犯罪的报导有类似的效果。根据政府2006/2007英国犯罪普查，65%英国居民相信犯罪率在全国范围上升。但是普查也显示犯罪率从1995年后十年内下跌了42%，此后保持稳定。美国也类似。青年司法运动组织“青年基石”在2001年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和1998年间，有记录的犯罪下降了20%，而电视对犯罪的报导增加了83%。更加显著的是，电视对谋杀的报道上升了473%，而谋杀案件实际下降了33%。
当对戏剧性事件不成比例的报道导致“易得性瀑布”时，它会特别有效地扭曲决策。易得性瀑布是一种信念的形成过程，当越多人当它是事实而告诉更多人时，就越增强了故事的貌似合理性。这经常会导致公众对它长达几年的迷信。这个术语的提出者，芝加哥法学院的卡斯.桑斯坦和杜克大学的提马.库兰认为，易得性瀑布起源于人们对大多数事情只有有限知识这个事实。“从糖和咖啡的摄入对健康造成的后果，到开车、核电、全球变暖的风险等各种事情，我们每人都从他人看上去了解的知识中获得信息。”他们在1999年研讨会论文（《斯坦福法律评论》51卷，683页）中如此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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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的可获得性不是人们用于决策的唯一因素。丹.卡汉和他耶鲁法学院文化认知项目的同事近期的工作表明，当人们考虑枪支犯罪、核能、气候变化、防疫、新技术安全等公共安全和环境风险时，最容易被那些看上去与他们世界观、文化价值相同的专家和公共鼓吹者影响。所以我们会倾向于信任诸如纳米技术安全性的论点，如果它是由社会阶层与我们相同或政治取向与我们相似的人提出的；我们还会倾向于反对与我们价值不同者提出的论点——不管我们以前对此事的观点如何。而不幸的是，这种偏向不一定导致最好的选择，所以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