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身心遭双重痛苦

　　这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特殊群体，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岁月”，70年代动荡不安的“文革时代”和“上山下乡”运动，80年代忠实地执行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90年代面临下岗再就业，如今却又遭遇“中年丧子”之痛。 　　他们经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还要面对养老缺乏保障的艰难前景。

     “感觉自己像祥林嫂”

　　5月19日，邢芳在北京见到记者时，依然难以掩饰一脸的悲伤。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临近，我现在特别想离开人世的儿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找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喊道：‘儿子，妈妈想你了’，‘妈妈没啥奢望了，你让我做个梦吧，这样让妈妈看看你就行了’”一谈起2000年因白血病而离开她的儿子，邢芳立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邢芳今年53岁了，然而，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上10岁。

 　 她告诉记者，儿子走之前，怕她想他，就常叮嘱她说，“妈，你就当儿子去国外上学了，有出息了，忘本了，不再想自己妈妈了。你就这么想，就不会想我了。”

　　“我觉得自己像‘祥林嫂’，老想着自己的‘阿毛’。”她向记者苦笑道。

　　邢芳唯一的儿子曾是石家庄一中的优秀学生，在高考前夕，因病情加重而永远离开了她，使她饱尝了“中年丧子”之痛。

　　“我对儿子要求也比较严格，儿子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非常优异，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特别喜欢他。”邢芳说，“但在2000年，孩子没有了，我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变了。”

　　“我这人克制力还是挺强的，以前很少在别人面前掉眼泪。”她对记者强调，“我现在没有跟原来单位的同事再联系，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也不想再联系，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痛。”

　　儿子离开的那年冬天，邢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有一天，邢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骑车的小伙子，背影特别像她的儿子，她就不由自主地一直跟着人家。

　　邢芳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后来，老公就老跟着我，怕我出车祸。” 　　“其实，这事对我爱人的影响特别大。儿子走了以后，他就不知所措，情绪坏到了极点。没事就去喝酒，每次喝到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在我们院里又哭又闹。回家后，面对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责，他总觉得自己对儿子付出的比较少，最后我们两个人抱头痛哭。”说着，邢芳再次泪流满面。

　　“我们这些人心里都有毛病，我知道我肯定也有毛病。至少有心理障碍，肯定有。”她神色黯然地说，“都已经快10年了，我天天加班，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地特别忙，尽量都不在家。不然，回到家里，看到熟悉的环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儿子。”

　　“如果不是想到死了以后，我的父母会多么伤心，真想自己跟着孩子一起离开。因为老人不管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你毕竟还是他的孩子。这就是当时我能够活下来的唯一支撑。”说着，她的神情开始坚定起来。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

　　为了排遣心中的悲苦，邢芳很渴望找个“同命相怜”的姐妹倾诉一番。于是，她一有时间就在网上进行搜寻。

　　后来，邢芳在网络上搜到了重庆的独生子女“孤残家庭”的正式组织——“星缘联谊会”，及武汉的相关自助组织“连心家园联谊会”，多方努力和他们取得联系，并融入他们。

　　随后，她和两个联谊会中几个年龄相仿的姐妹组建了自己的“星星苑”QQ群。慢慢地，她认识了一批同她一样的兄弟姐妹。

　　在“星星苑”QQ群里，给邢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江苏镇江的大姐，叫张兴宪，1948年出生，是68届高中生，1969年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2师11团20连，是个老三届的知青。到1978年，10年的农场生涯结束回城时，这个张大姐已经年过30了。

　　和《于无声处》的那一部话剧惊人的相似，张大姐的爱人是个刚毕业的医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回城后，在不断地奔走努力下，平反了。他们结婚时，张大姐已是33岁，爱人也已38岁。

　　第二年，张大姐有了女儿，唯一的女儿庞倩。女儿聪明、乖巧，脸上永远是灿烂的笑容。在孩子的身上寄予了张大姐全部的希望，孩子也是她生命的全部。在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之后，张大姐以为从此开始了幸福生活。

　　然而，命运却在捉弄人。庞倩大学毕业后，在厦门航空旅游集团工作的第三年，即2007年8月，噩耗传来：女儿病了，走了。

　　在厦门的医院，极度悲痛的张大姐一头往墙上撞去，是医院的护工把她救了下来，却落了头痛的“后遗症”。

　　从厦门回来后，家里女儿用过的东西，一次次地让他们“睹物思情，悲痛欲绝”。实在受不了，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家，在另一个小区租了房子。那年，张大姐刚好60岁，爱人也已65岁了。

　　从那以后，两人生活的轨迹彻底改变。

　　他们再也没有去过一家大型的商场或超市。就在小区的小超市里购买一点必须的日用品，吃的是方便面、速冻水饺、汤圆等等。他们哪里还能有心情去切片、切丝，去炒、去炖啊。此时，食物不再是享受，仿佛只是为了维持生命。

　　老两口常常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以前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女儿，最重要的话题也是女儿。而现在想说，不能说，谁也不愿意去触及心中那个巨大的痛。后来，他们都落下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睁着眼等待天亮。偶尔睡着了，也常常被噩梦惊醒。

　　就这样，他们煎熬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张大姐的身体每况愈下，得了乳腺癌，可是她坚决不愿意去做手术。

　　张大姐说，她不是怕开刀，是怕见到病房里别人儿女绕床的情景，她会受不了。她更怕病友问起孩子的情况，因为到他们这个岁数的人，见面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孩子。最后，张大姐爱人向医院说明情况，医院给了一个单间，张大姐做了乳房切除手术。

　　和许多“同命妈妈”不一样的是，张大姐遭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FDPageBreak}

　　“将自己未尽的爱延续下去”

　　“星星苑”QQ群里，有一位来自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的老陈。

　　2008年8月18日，老陈唯一的儿子不幸猝死，才刚刚走完24岁的生命历程。在他与妻子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他们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连心家园联谊会”。

　　这是由一群遭遇同样命运的兄弟姐妹们自发组织的自助性群体，是由一位叫李铭兰的大姐捐资3万元，于2007年9月建立的。成员现有300多人，都是来自于独生子女“夭亡家庭”。他们中有老师、医生、工程师、机关干部、工人、企业家和银行职员等。

　　老陈告诉记者：“从此，我们这群‘苦命人’有了倾述心声的地方。大家亲如姐妹，相互走动，有难同帮，相携相敬，共渡苦难，在精神上使这群人互相得到了慰藉。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自卑，没有歧视，有的就是相互的搀扶与安慰。”

　　而在此之前，这些家庭中，有的儿女去世了多年，其父母却舍不得将其安葬，至今将孩子的骨灰安放在家里；有的家庭因失去了孩子，夫妻反目而离异；有的没有了生活的目标，不愿与家人和社会接触，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还有一位母亲，儿子大学毕业患上白血病不幸去世，儿子走后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加入联谊会后精神面貌有所改变，但当偶尔碰到一位久违的朋友时，人家随意说了一句“你的气色比以前好了一点”时，她回家后立刻痛哭一场。

　　姐妹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她感到自责，她觉得她不该气色好，她应该陷在痛苦中才是对得起远去的儿子。也有不少母亲觉得，买一件高档一点的服装或者多花一点钱，都会觉得对不起远在天堂的孩子。

 　 据老陈介绍，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建立后，不但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主动提供精神救援，帮助他们渡过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而且开展互助互爱活动，帮助丧子家庭中的年老体弱者，并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同时，参与社会上的公益活动，对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两年来，“连心家园联谊会”成员多次去残疾人福利院慰问，请社会孤儿吃年夜饭，资助贫困大学生与白血病人等。去年汶川大地震时，他们自发为灾区捐款达1万多元。

　　老陈说，做这些事情对一个正常的人或一个群体来说是举手之劳，可对这样一个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是在心滴着血、眼含着泪的状况下，来参加这些公益活动。”

　　很多联谊会成员表示：“我们是为孩子而做，将自己未尽的爱延续下去。”

　　构筑“倾诉、交流的精神家园”

　　在“星星苑”QQ群里，还有位来自重庆“星缘联谊会”的成员，其中一位被大家尊称为“王大哥”的王长琳，格外引人注目。

　　2006年7月，王长琳唯一的儿子王锐31岁时因病去世，一度使他陷入封闭、孤独与痛苦之中。他整天闷在家里抽烟，一天要抽好几包，十天、半个月难得下楼一次。

　　当年11月，王长琳参加了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一个座谈会，商谈专门为独生子女夭亡家庭成立“星缘联谊会